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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丽的工作从做账开始，起初还觉得“挺有意思”，经常要接触诸如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之类当时还多少有些“神秘”的新名词。但没过多久，起初的新鲜感与挑战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琐碎的例行公事。王丽丽并不讳言当时曾经有过的困惑，包括哭鼻子，“赖”在宿舍里不想上班，被领导“说”的“糗事”。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她甚至一度考虑跳槽到外国文学出版社。
但机遇再度垂青王丽丽。
1979年，中国银行自建国以来首次通过考试从全国范围内选拔优秀的年轻员工赴国外学习。一向争强好胜的王丽丽也报名参加选拔，“一共考了5门，我的成绩全行总分第一”。
“好吧，反正也没出过国，连飞机都还没坐过，有这样一个机会出去看看应该也挺有意思。至于别的理想，等回来再说！”就这样，王丽丽挥别了自己的文学梦，来到伦敦金融城，到当时的英国四大银行——劳埃德银行(Lloyds Bank)、国民西敏寺(National Westminster，现并入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巴克莱和米兰银行学习。一位英国同行曾问过她想做什么业务，她随口说“期权”。英国同行不禁莫名惊诧：“中国的银行有这项业务吗？”对于当时中国银行业同国际同业间的差距，王丽丽至今记忆犹新。
女性交易员在当时是“性别少数派”，身为“少数派”的一员，本身就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一个听起来像玩笑，但却颇为真实地描述伦敦金融城交易员生存状态的说法是，交易员的寿命比一般人短，离婚率比一般人高，因为交易员用脑过度，容易兴奋，而且，全球金融市场一天24小时交易，交易员的作息时间同圈外人也有时差，同家人的沟通自然受到很大影响。
外汇交易员们有自己的小圈子。每天午餐时，他们会聚在金融城的几间酒吧里，既是“偷得浮生半日闲”，让一直紧绷着的神经松弛一下，也是为了交流信息。当时，中资机构的外事纪律还颇为僵化，不允许中方工作人员涉足酒吧之类的地方。但王丽丽还是偷偷地跑去。在酒吧里，王丽丽同男性交易员们一起挤在长凳上，觥筹交错间，交换着诸如“近期美元走势如何”之类的话题。这么做其实颇有风险，“如果被领导抓住，我一定会被遣送回国的”，王丽丽笑着回忆道。但不去与同行沟通、交流信息，“根本没办法开展业务”，因此，这样的风险也是不得不去承担的—如果你真的想做出点成绩，而不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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