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16年交易员,因为熟谙业务且精通英语,其间王丽丽得到诸多令人艳羡、甚至嫉妒的学习机会。除了外汇和衍生品交易,王丽丽还有机会陪同总行领导出访世界各地,以致经常会被误认为是领导的翻译或秘书。
“到国际资本市场借钱”是这些出访的重要内容之一。1980年代初,国家的政策是努力保证外汇储备不低于100亿美元。1981年12月31日,中国的外汇储备终于突破了百亿美元大关。今天,我们已习惯了20000亿美元外汇储备所带来的种种烦恼,很难想象当年的筚路蓝缕。
对王丽丽而言,为借款而展开的频繁谈判,是接触和学习当时国际金融创新前沿的大好机遇。“他们究竟如何能将固定利率折算成浮动利率,将利率降到LIBOR(伦敦银行间市场隔夜拆借利率)以下,居然还能有钱赚?如果我借了这笔钱,转手在货币市场上以LIBOR贷出,立刻就能赚到钱。当时感觉‘这太神奇了’,我的兴奋点一下就被调动起来。不厌其烦地问对方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从中了解到如何利用衍生品、票据之类的工具,以及各司法区不同的税收政策,造出复杂、精妙的模型”,所有这些,在当时的中国金融业界,可谓闻所未闻。“你说金融是不是很奇妙?!其中的精妙之处,由不得你不感兴趣,不去投入其中,不去努力学习。”谈及此,王丽丽的双眸绽放出兴奋的光彩,而后她又不忘补上一句:“其实,我觉得自己还是挺擅长创新的,不像一般说的所谓女性在金融界会更‘稳健’什么的。”言罢,又是爽朗一笑。
“创新是一个银行的生命力所在,在我分管的业务中,我一定要不断创新,不要沉闷,要大家都有一种兴奋感、成就感、满足感,感觉自己对银行有贡献,对社会有意义,自己的人生有意义。”王丽丽如是说。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的每一次升迁都不是自己刻意经营的。最‘拽’的一次,被提升为(中国银行)行长助理时,我居然去找常务副行长,说我不想干,不想去19楼(中行总行领导层办公的楼层)。”
拥有英国伯明翰大学MBA学位的王丽丽,在描述自己的领导经历时,给出的答案却同正统的商学院教育大相径庭。的确,同她那份让人艳羡的简历形成反差的是,王丽丽看上去是那种对经营仕途不萦于心的人,否则,她应该不会有那种清澈的、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的眼神,以及那种洒脱、爽朗的风度。这一点与她所讲述的个人职业发展历程也颇为契合。
从英国回国后不久,一天领导找到王丽丽,慰勉有加地说:“小王啊,以后可要承担更多的重任呀!”其时,年轻的王丽丽显然还没学会“闻弦歌而知雅意”,听不出来这其实是升职的前兆,既没有试着多探些领导的口风,也没有客套一番,只是“大大咧咧”地表示,肯定会把工作做好。